田惠芳全球经济和能源正在迎来脱碳时代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是21世纪人类的首要时代命题。 随着世界各国和企业加速“脱碳”进程,2050年左右世界实现“碳中和”的前景令人兴奋。 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具体时间表,体现了大国责任。 美国最近重返《巴黎协定》,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中美两国如果开展气候合作,无疑将在全球气候治理、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气候外交也可能为中美关系重新注入积极因素。

2020年12月12日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签署五周年。 今年,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相继公布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表。 毫无疑问,全球碳中和的长远目标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技术的革命性变化,重塑大国竞争格局,也将改变国际经贸规则和企业发展模式。

一、碳中和的由来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持续生存的重大威胁,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重大问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1990年、1996年、2001年、2007年和2014年发布了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警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已升至过去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一定时期内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一定的适宜水平已成为全球政治共识。 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启动国际气候谈判议程,1992年签署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第一部基本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公约》框架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时代的“巴厘岛路线图”再到“德班平台”,全球气候谈判正在各国围绕经济利益、发展空间和国际关系的斗争中缓慢推进。股权问题。 是的,国际碳排放博弈仍在继续上演。 全球气候谈判的内容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规则,包括减缓责任分担、资金、技术等具体行动标准。 这些行动标准也成为2015年底签署的《巴黎协定》的主要因素。碳中和是《巴黎协定》的既定目标。 该协议对碳中和概念做出了最权威的解释:尽快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在科学、公平的基础上加快减排行动,实现本世纪碳中和目标。 下半年实现温室气体源人为排放与汇清除之间的平衡。 碳中和是指释放的温室气体与吸收的温室气体相等,即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并朝着1.5℃的温控目标努力。 在这一目标下,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的126个政府做出了碳中和承诺。 这些国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已经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包括苏里南、不丹等,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可再生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很高。 二是已经在立法层面实施或正在实施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包括瑞典、英国、法国等; 第三类是有政策宣称将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碳中和的国家,包括芬兰、奥地利、中国和日本。 、韩国等。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气候法草案,决定以立法形式明确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2020年9月,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设定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到 2035 年实现免费发电,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各国走向碳中和,可以说是权衡国内国际形势、短期与长期发展模式后做出的最佳选择。 欧盟、日本、韩国、中国都是典型的缺油、缺气、缺煤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对外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很高。 近年来,它们受到能源价格波动、能源地缘政治、中美贸易摩擦、恐怖主义等影响。 受攻击、美元霸权等因素影响,外部获取油气已不再安全稳定,必须走一条依赖可再生能源的新能源革命道路。 这是资源禀赋有限条件下的变化。 此外,以热浪、洪水、飓风、干旱等极端天气为代表的全球气候风险日益凸显。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走绿色低碳之路。 ,增加未来生产、贸易和投资的绿色和低碳属性是保护我们的地球所需的最低限度的行动。

2、实施路径

从定义本身来看,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三个步骤:一是节能减排。 总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减量和增效两部分。 减少措施包括乘坐公共交通、节约能源、减少浪费等; 效率提升包括提高生产、转换、运输、储存、利用等效率。二是能源替代。 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电力、以电能替代化石能源消耗等。三是去除和吸收,包括物理去除和生物去除。 物理去除是通过碳捕获、储存和利用技术(CCUS)吸收碳; 生物去除是通过植物、土壤、海洋等将温室气体固定在植物和地球中。

因此,虽然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国家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差异,但其实施路径总体趋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包括加速氢能、能源储存、碳捕集与封存、智能能源等。二是大力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包括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减免可再生能源税费、扩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等; 三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包括关闭燃煤发电站、减少汽油或柴油汽车等; 第四,立法或出台政策支持低碳产业和技术发展。 可以预见,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行业将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各国政府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强化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根据低碳产业发展阶段制定和完善相关激励政策,强化市场机制低碳经济引导机制。 转型中的作用,如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加大对突破性技术的支持力度,包括储能技术、CCUS技术、氢能技术等; 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等非政府主体的减排潜力。

国际合作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另一种途径。 2019年,智利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起“气候雄心联盟”,致力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 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正式宣布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旨在将“一带一路”建设与绿色发展理念相融合,提升生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环境保护、气候行动和污染防治能力。 同月,启动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这些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扩大绿色投资、减少高碳和污染投资来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及《巴黎协定》的实施。 2017年投资者发起的“气候行动100+倡议”是引导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也意识到气候变化给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 联合国发起的《负责任投资原则》要求成员国披露与气候相关的财务分析,以提高企业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

3. 前景与挑战

资本市场上,截至2019年初,全球已有30多家银行宣布停止为火电、煤电项目提供融资。 全球多家保险机构也表示将不再为煤炭项目提供保险服务,近1000家资产超过6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已承诺从化石燃料撤资。 大型跨国公司也提出了2020年至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计划和时间表,并将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的疫情危机为长期资本提供者提供了进入或扩大对环保清洁能源投资的机会。 截至2020年7月21日,全球多国政府已宣布总额达11.8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3.5万亿美元将流入绿色环保领域。 随着经济复苏措施的深化,这一比例可能会增加。 例如,欧盟设立7500亿欧元作为“复苏基金”,未来7年预算为10743亿欧元。 其中,复苏基金和七年预算的30%,即约5500亿欧元,将用于气候保护。 德国的复苏计划已指定70亿欧元用于氢能开发。 法国4600亿欧元的复苏计划为汽车行业预留了80亿欧元,以促进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制造和销售。

建设包容性、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是一项紧迫且共同的全球挑战。 疫情危机过后,世界能否采取更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第一,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来突破气候融资瓶颈。 应对疫情影响也给大多数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挤压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空间。 作为气候融资架构的主要参与者,多边开发银行提供了约一半的国际公共气候融资,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融资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与全球气候投融资需求相比,多边开发机构在清洁能源、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气候适应投资等方面的发展援助资金还远远不足。 相关领域投资的增加将需要私营部门更多的参与。 但如何将民间资本纳入气候融资体系仍存在体制问题有待解决。 其次,关键技术能否在中短期内实现突破。 智能电网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可以极大地改变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光伏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成本的显着降低,以及陆上和海上风电、碳捕获和存储技术、电池存储和非常规燃料提取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也将从根本上推动世界能源加速走向多元化和清洁度。 现代化和低碳转型。 第三,到2050年,随着25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碳排放预计将增加。 因此,城市和企业是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支柱。

四、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将发生深刻变化

气候变化加速全球能源供需结构多元化调整。 在履行《巴黎协定》要求和推动能源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各国正在提高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形成煤炭、石油的格局。 、燃气、核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能源供应系统。 这一变化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将在此过程中发挥“过渡燃料”的重要作用。 以美国页岩油气、加拿大油砂为主的非常规油气供应带的快速崛起,无疑将加速全球油气供应中心西移。 波斯湾、北非、里海、西伯利亚等传统常规油气供应带的地位很可能进一步下降,未来美国很可能借助北美的能源地位提升其对全球能源治理秩序的影响将体现在资源开发理念、治理标准、多边合作规则、新技术转移保护等方面。 其次,可再生能源作为清洁能源,在未来能源供应多元化发展中将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未来全球围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关键资源的竞争必然加剧。 例如,稀土和锂是可再生能源设备硬件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其资源在全球分布极不均匀。 仅智利就占全球锂储量的51.83%,而中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分别占全球锂储量的22.12%、13.82%和11.06%。

稀土资源集中在中国、越南、巴西、俄罗斯。 如何保证这些稀有关键资源的中长期稳定供应已成为美国、日本、欧盟的国家战略。 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在新能源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合作不仅会涉及经济或环境问题,还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此外,能源转型压力将推动各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带来新风险,也潜在新机遇。 作为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出口国,俄罗斯政府决定将绿色能源支持计划(2014-2024年)延长至2035年,并计划到2035年将可再生能源在俄罗斯能源市场的份额从目前的1%提高.增加至4%。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设定了到2024年将天然气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的目标,许多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开始投资风能、太阳能和水力发电站。 中东地区虽然存在相关基础设施和清洁技术缺乏、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相对化石能源成本较高等问题,但也开始走上“绿色”之路。能源转型之旅。 沙特提出的2030年愿景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优化能源和产业结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这预示着未来清洁能源和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潜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然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单一依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前景。 转型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放缓、社会动荡等问题。 在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动荡甚至可能影响周边安全,这将是能源转型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五、中国承诺碳中和意义重大

中国迄今已做出三项减排目标承诺:2009年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能源消耗; 2015年,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0%至65%; 2020年,提出到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三大目标相互关联,构成了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完整路线图。 目前,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已提前实现。 未来的工作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用十年时间(2020年至2030年)解决碳排放增量问题,即如何尽早推动碳排放。 达峰,推动化石能源消费尽快达峰。 第二步是2030年后在较短的时间内(2030-2060年)实现所有温室气体的碳中和。从技术路线图来看,这个过程不会是线性的,而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 欧盟等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将在199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而中国的碳中和承诺是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只有30年的时间来实现发达国家60年取得的成就,可以预见,中国碳减排的力度和力度将远大于发达国家。 据测算,如果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年均增速约为0.9%,那么2030年碳排放峰值预计将达到100亿至110亿吨左右。 要实现碳中和目标,2030年后每年至少需要减少3亿至3.5亿吨碳排放。这也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的低碳转型将大大加速。

鉴于重点部门和行业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推动这些行业率先达峰并进入下行区间是逐步推动我国碳排放达峰、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抓手。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除个别情况需要弥补电网调峰、区域供热等短板外,新建燃煤电站必须严格控制。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议合并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并从可通过绿色债券筹集资金的项目清单中删除“化石燃料相关项目”。 去年9月,《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征求意见稿发布征求意见,预示着碳交易市场即将开始在电力行业全面推行。 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航空等行业预计将在“十四五”期间逐步纳入中国碳市场。

可以预见,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煤电、高碳行业的投资建设将逐渐降温,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获得大发展。 在低碳交通领域,我国预计将重点加大交通电气化投入、推广智慧交通技术、提高新能源汽车比重、加大氢燃料等技术创新应用。 围绕碳中和的战略部署也将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信贷结构、商业模式等领域产生影响。 这就要求我国金融机构全面识别和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深入探讨碳中和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毫无疑问,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承诺和决心以及采取的各项措施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巨大能量,作出重大贡献。

You May Also Like

More From Author